接下来的一周，友谊宾馆三楼彻底进入了战时状态。
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的低声讨论。空气中弥漫着劣质香烟和浓茶混合的味道。
根据分工，四个小组如同四台精密的仪器，开始全负荷运转，对大西区这座庞大的机器进行体检。
党务工作组占据了最大的会议室。长条桌上堆满了从区委办、组织部搬来的案卷。
他们在查阅近五年来区委常委会的会议纪要、民主生活会记录，以及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始档案。重点是看决策程序是否合规，有没有搞“一言堂”，有没有违规提拔。
廉政建设组则显得神秘许多。他们锁着门，对着一堆信访举报件和纪委的处分卷宗发愁。这些卷宗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什么公车私用、大吃大喝，真正涉及核心利益的硬骨头几乎没有。这显然是经过筛选的。
经济工作与国企改革组最忙。老赵带着人，对着几麻袋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书猛攻。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计算器按得冒烟。他们的任务是摸清大西区国企的家底，看看有没有国有资产流失，有没有虚报产值。
民生与信访组则深入到了基层。他们虽然人在宾馆，但电话没停过，抽样回访那些上访户，核实低保发放、下岗职工安置的情况。
一切看起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然而，怪事发生了。
肖建宇坐在党务组的角落里，手里拿着一份1994年的干部任免卷宗。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甚至有点想笑。
太容易了。
这根本不是那种费尽心机想要掩盖什么的材料，反倒像是一个穿着满身补丁衣服的人，故意把补丁最大的那一块亮给你看。
这份卷宗里记录了一个叫王大伟的干部的提拔过程。从科员到副局长，只用了两年。程序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在“民主推荐”那一栏，原始票数统计表里，反对票和弃权票加起来超过了半数。
可是，最后的常委会决议上，却是“全票通过”。
而在那次常委会的记录里，主持会议的正是区长王满金（当时还是常务副区长，受书记委托主持），他在会上说了一句：“王大伟同志虽然年轻，但敢打敢拼，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句话被完整地记录在案，甚至还用黑体字加粗了。
这简直就是把“违规用人”四个字写在了脸上，然后递到了巡视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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