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返程火车上的沉默计算
周五傍晚,K字头的绿皮火车在暮色中缓慢北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单调而沉重,像永不停歇的倒计时。硬卧车厢里弥漫着泡面、汗味和劣质香烟混合的复杂气息,乘客们或躺或坐,有的在刷手机,有的在聊天,有的望着窗外飞逝的荒凉景色发呆。
张艳红蜷缩在中铺,背靠着冰冷的车厢壁,目光空洞地望着对面床铺下铺一个正在吃火腿肠的小女孩。小女孩大约五六岁,被母亲搂在怀里,小口小口地咬着,吃得专注而满足。母亲温柔地擦掉她嘴角的油渍,低声说着什么,女孩咯咯地笑起来。
那画面很寻常,甚至有些温馨。但落在张艳红眼里,却像一根细小的针,刺在她早已麻木的心上。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了,母亲也会这样搂着她,喂她喝很苦的中药,然后从皱巴巴的手帕里摸出一颗最便宜的水果糖,塞进她嘴里,说“吃了糖就不苦了”。
那时的家,虽然穷,虽然父母偏心哥哥,但至少……还有一点温度。不像现在,家成了需要她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的沉重躯壳,而亲情,成了索取时最锋利的武器,和给予后最廉价的糖衣。
她移开目光,望向窗外。天色已经完全暗透,偶尔有零星的灯火在荒野中一闪而过,像被遗弃的、孤独的眼睛。手机屏幕亮着,停留在银行APP的余额界面:63,650.00。
六万三千六百五十。这是从老家返回南城前,她账户里最后的数字。
回去三天,她花掉了两万五千多。父亲抢救后转入普通病房,但情况不稳定,心脏需要放支架,县医院建议转去市里的大医院。检查费、药费、住院费、转院押金……像无底洞,她卡里的钱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母亲只会哭,哥哥只会说“我没钱”“我能怎么办”,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决定,所有的账单,最终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把卡里的钱一笔一笔转出去。看着数字从八万多降到六万多,再降到四万多,最后停在三万八。这是她留下的底线——回南城的车费,下个月的房租,最基本的生活费,以及……一丝连她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对“万一”的防备。
三万八,能支撑多久?父亲在市医院放一个支架,进口的,加上手术费、住院费,至少七八万。后续的康复、药物,每个月又是几千。这还不算家里其他开销,母亲的高血压药,哥哥的“生活费”……
绝望,像车窗外的夜色,无边无际,沉重地压下来。但奇怪的是,这一次,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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