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也面带难色：“募兵非是简单张榜招人即可。兵员从何处招募？关中、河南等地，民力已疲，强征恐失人心。边地之民或骁勇，然桀骜难驯，且路途遥远，招募转运，所费不赀。将领又从何而来？如今知兵善战者，多在边镇节度使麾下。若从中抽调，恐边防空虚，节镇生疑。若另选将领，何人可当此重任？万一所托非人，岂不是空耗国帑？”
这是从“操作”层面提出难题，兵源、将领、后勤，个个都是棘手问题。
更有御史言辞激烈，直接将矛头隐隐指向提出类似构想（尽管诏书中未明言）的李瑾及其背后的武则天：“陛下！国朝自有法度，兵权归于天子，然行之于四方，赖节度、都督、刺史。今无故欲另立新军，直辖中枢，岂非疑忌边将，自毁藩篱？恐寒了戍边将士之心，令忠臣疑虑，智者裹足！此议若行，恐外患未平，内乱先起！”
此言诛心，直接将“建新军”与“猜忌边将”、“引发内乱”挂钩，试图激起边镇势力的反弹和朝野的恐惧。
朝堂之上，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支持改革者如刘祎之等人，虽竭力辩驳，言及府兵实已崩坏、强干弱枝乃长治久安之策，但在汹汹反对声浪和具体的现实困难面前，显得势单力薄。太子李弘在朝会上咳嗽连连，面容苍白，最终也只是谨慎表示“整饬武备，确有必要，然需稳妥，不可骤变”，态度模棱两可。
显然，李瑾那套系统性的“削藩策”过于激进，触动利益太广，在安西新败、朝廷威信受损的当下，直接抛出必然招致强烈反弹。武则天以“详议”为名下诏，既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缓冲。而试探的结果表明，阻力比预想的更大。
退朝后，李瑾被单独召至贞观殿（皇帝日常起居之所，此时多由武则天使用）。殿内只有武则天、上官婉儿及两名绝对可靠的心腹宦官。
“相王都看到了。” 武则天摒退左右，只留上官婉儿侍奉笔墨，她的脸上带着一丝倦意，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清醒，“空谈强干弱枝，人人皆可。一旦涉及具体，触及利益，便是群起而攻之。祖制、财政、兵源、人心、边将疑虑……个个皆是难题。你那削藩之策，根基便在这‘新军’之上。新军若建不成，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李瑾早已料到此番情景，神色平静：“天后，反对之声汹汹，正在预料之中。因其触及众多人之利：因循守旧者，惧变；尸位素餐者，惧事；手握兵权者，惧失其权；耗费国帑者，惧损其利。然则，正因反对者众，更见此事之必行。若人人称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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