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三遍。有些事,我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他把烟按灭在搪瓷缸里,“所以我来了。”
第二天,调查组继续走访。第二天,第三天。七天时间,跑了四个县,见了二十多个个体户。有做衣服赔光了本钱的,有跑运输被扣了车的,有开饭馆被各种检查逼到关门的。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一样——焦灼的,不甘的,又带着点卑微的希望。
最后一天下午,在回程的车上,郑组长忽然问陈建国:“如果让你给省里提一条建议,你提什么?”
陈建国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麦子刚收完,地里留着金黄的茬子。半晌,他说:
“能不能定个规矩——要罚我们,先把规定说清楚;要管我们,先听听我们为啥这么干。”
郑组长点点头,没说话。
调查组离开的那个早晨,天晴了。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土路上,蒸腾起白色的水汽。方主任上车前,握住陈建国的手:
“报告会如实写。至于结果……要等。”
“我明白。”
“还有,”她看了看周围,声音压得更低,“注意安全。这段时间,少走夜路。”
吉普车开走了。陈建国站在路边,直到车消失在尘土里。
回到示范基地,王老栓正在等他。
“咋样?”
“该说的都说了。”
“那就好,那就好。”王老栓搓着手,“刚才梁书记秘书来电话,说县里要开大会,讨论支持个体户发展的事儿。让你准备发言。”
陈建国点点头,往蘑菇棚走。菌棒上,第一茬蘑菇已经冒头了,灰白色的小伞,挤挤挨挨的。
他蹲下来,摸了摸。还是凉的,但这次,他感觉到温度——那种从内里透出来的,生长的温度。
手机响了,是陌生的省城号码。
接通,是一个沉稳的男声:
“陈建国同志吗?我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你的报告,领导批示了。有些具体政策,想再听听你的意见。下周二,方便来省里一趟吗?”
风吹过棚子,塑料布哗啦啦响。阳光从缝隙漏进来,照在那些初生的蘑菇上,照在陈建国手上。
“方便。”他说。
挂掉电话,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远处,村小学的旗杆上,红旗在晴空里飘展。更远处,是刚刚翻耕过的土地,黝黑,湿润,等待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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