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示,像一盆冷水,让沉浸在“文明之心”强大能力中的研究者们清醒过来。系统再智能,其基石仍是人类输入的数据和设定的规则。当面对可能颠覆现有认知框架的“超常信息”时,它也会“困惑”和“抗拒”。这暴露出“文明算法”乃至所有基于现有科学范式构建的认知体系,其边界所在。
“看来,”沈教授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文明之心’,目前还是一把主要用来梳理已知、重构连贯历史的‘剑’。当面对可能来自历史甚至史前迷雾中的、真正‘断裂’的、超越常规认知的线索时,它可能还不够‘锋利’,或者,需要被锻造成另一种形态。”
“而且,”赵海川敲了敲桌面,将众人的注意力拉回现实,“如果‘貂蝉’项目的目标真实存在,并且真的有某种‘样本’或资料流落在外,那么它们现在在哪里?在谁手里?会被用来做什么?这不仅是历史谜题,更是潜在的国家安全与文化安全威胁。我们必须追查下去。”
陈思源望向窗外,秋日的天空高远澄澈。文明的征程,如同登山,你以为征服了一个山头,抬眼望去,却发现更高的山峰隐藏在更浓的云雾之后,而那云雾中,可能还闪烁着未知的、甚至令人心悸的光芒。
断剑重铸,不仅是为了对抗外部的侵蚀与内部的腐朽,或许,也是为了在未来某一刻,当需要劈开那笼罩在文明源头的终极迷雾时,能有一把足够坚韧、足够锋利的利器。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50年1月,北京,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刚刚诞生不到半年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战争创伤未愈,东南沿海战事犹酣,西北西南尚未完全解放。然而,在一系列关乎国家生存与重建的紧急法令中,一份名为《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的文件,被郑重地签署并颁布实施。
文件开宗明义:“为保护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防止珍贵文物图书继续散佚流失,特制定本办法。” 它明确规定,凡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图书,一律禁止出口;对已运至海关待运者,予以扣留审查;对走私文物者,依法严惩。
起草和推动这份法令的,是一批深知近代以来中国文物惨遭掠夺、流失之痛的文化界人士和党内有识之士。他们中有像郑振铎这样在战火中抢救过古籍的学者,也有像王治秋这样深知文物价值的革命干部。他们明白,一个国家若不能守护自己的历史记忆,其精神根基便是虚浮的。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在千头万绪中,立刻竖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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