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将敦煌学视为一门新兴的、应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性学问。他们撰写论文、出版图录、举办讲座,将敦煌的“发现”和早期研究成果,纳入西方知识生产的体系之中,并以此奠定了自身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这种学术上的“先占”与话语权的垄断,其影响是深远的。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敦煌乃至许多其他非西方文明遗产的研究范式、问题设定、价值评判,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学界主导的。原属国的学者,不得不首先学习西方的语言、方法和理论,才能参与到对自己文化遗产的国际讨论中,并常常处于“追赶”和“回应”的位置。
历史闪回线中的这一幕,与当下大英博物馆谈判桌上的僵局,以及国际学术界围绕文物归还的话语权争夺,形成了跨越百年的回响。当年,文明的记忆载体被物理剥离,其解释权也随之被部分转移。今天,“重光工程”和法律战、舆论战,正是在试图扭转这种态势,不仅让文物回家,也要让文明的解释权和叙事权,回归其真正的文化母体。
霍林奈不会想到,百年之后,会有来自中国的学者,携带着名为“文明之心”的超级智能和“文物基因图谱”的尖端科技,重新叩响大英博物馆的大门,不仅索要实物,更在挑战其赖以生存的历史叙事和道德合法性。文明的潮水,在漫长的迂回之后,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拍打着旧日帝国堡垒的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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