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可能做好记录吧。另外,伯希和从敦煌寄回的那些写本,编目进展要加快。斯坦因在英国已经发表了不少东西,我们不能落后。敦煌学,将会是一门显学。” 他将话题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竞争。
佩利奥点点头,内心燃起斗志。在吉美博物馆的库房和研究室里,来自东方的瑰宝被小心保管、精心研究,催生着西方的汉学、艺术史和宗教学知识生产。学者们沉浸在发现的喜悦和学术竞争的激情中,而文物流失背后的民族伤痛与原属国的文化权利,则被淹没在“学术至上”和“文明使命”的话语之下,成了历史背景中一抹模糊而遥远的阴影。
一个多世纪后,当协议的签署仪式在修复中心举行时,那些曾在此工作、争论、研究的学者们早已化作尘土。但他们当年经手、登记、研究过的器物,将跨越时空,踏上归途。历史似乎完成了一个曲折的循环,只是主导循环方向的力量,已然彻底改变。沙畹当年那未竟的、关于来源记录的提醒,在今日成为了法律和道义追索的关键依据;而佩利奥那“抢救保护”的自信,则在新时代的文明自觉与国际关系重构中,显露出其历史局限性与需要被修正的侧面。
巴黎的曙光,既照亮了文物归家的路,也照亮了这段复杂历史中,需要被不断反思和超越的认知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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