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燎原,亦可深藏于室,待时而发。关键在于,”他转身,目光扫过年轻的编修和周围聆听的众人,“关键在于,这火种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传承有序,解释权在我。若因惧怕外流而自断经脉,岂非因噎废食?我们要做的,是让这火种更加旺盛,让后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去运用它、守护它,而非简单地把它藏起来。”
年轻的编修似懂非懂,但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远见。
解缙又拿起另一份关于“异域图志”的编校稿,上面有关于西洋、南洋乃至更遥远地区的风物、地理记载,其中不少来自前元时期色目人学者带来的见闻,或本朝郑和船队初步反馈的信息。记载多有模糊矛盾之处。
“这些关于海外异域的记载,尤需谨慎考辨,注明来源存疑。”解缙指示道,“不可盲目采信,亦不可全然摒弃。实录与存疑并重,方为治史之道。或许千百年后,我华夏舟车再至彼方,今日之模糊记载,可作路引之参详。”
他的话语,体现了一种宏大而自信的文明观:既不固步自封,盲目排斥外来信息;也不妄自菲薄,全盘接受未经检验的传说。系统整理自身文明精华的同时,以审慎开放的态度对待域外知识,并为未来更广阔的探索预留接口。
《永乐大典》的编纂,不仅是知识的汇总,更是一次文明的系统性自我梳理、加固与前瞻性布局。它将“钥匙”——华夏文明的核心知识体系——以当时最完备的形式铸造并封存,期待后世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在需要时找到并启用它。
然而,历史无常。这把精心铸造的“钥匙”,在随后数百年的动荡中散佚大半,锁孔也几经变迁,蒙尘扭曲。直到六百年后,另一群人,在完全不同的时空与技术背景下,手持从流散典籍和神秘岩芯中重新破译的“密码”,试图叩响一扇可能更为古老、更为惊人的“门”。
从文渊阁中解缙对知识传承与守护的深谋远虑,到“静渊”分析室里林薇对跨介质文明协议的艰难破译,其间跨越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文明存续与复兴的壮阔史诗。每一次对“钥匙”的寻找与打磨,都是文明血脉不甘沉沦、力求重光的倔强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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