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工业里必须承认一个规律,当电影讲述一个故事时,导演的叙事视角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规律,凡是不承担后果的决策行为,都是在耍流氓。
所以,托纳多雷用1美元,换来了这个附带后果的权力。
1980年11月5日,清晨六点半。
清水湾片场食堂,托纳多雷放下手中的南洋史料复印件,抬起头看向谭咏麟。
“谭先生,你刚才说那些南洋青年回国,是因为‘受够了’?”
意大利导演的手指,敲了敲桌面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照片,“但我在想,回去打仗是一种反抗,留下来建设,是不是另一种反抗?”
谭咏麟正要咬馒头的动作停住了。
“留下来、建设?”
“对!”
托纳多雷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上面是他昨晚用意大利语,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我在罗马时,研究过新加坡。1965年它被迫独立时,李光耀在电视上哭着演讲。一个没有自然资源、连饮用水,都要靠邻国的岛国,被踢出了马来西亚联邦。”
他顿了顿,用不太流利但清晰的英语继续说。
“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然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那些南洋华人,没有选择回国打仗,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用另一种方式,修补出了一个新国家。”
食堂里安静下来。
连正在盛粥的张国荣,都停下了动作。
“导演,您的意思是?”
许鞍华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拿着刚到的传真。
“我的意思是,《故土之心》不能只拍牺牲,还要拍另一种选择。”
托纳多雷站起来,走到墙边那幅南洋地图前。
“1938年,一部分南洋青年,选择回国抗日,这是李小龙式的‘用拳头打出一条路’。但还有一部分人,在战后选择了另一条路,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的、不用再看人眼色的家园。”
他指着地图上的新加坡:“这才是南洋华人,最震撼的‘修补’。不是修补旧屋,是平地起高楼;不是等待故国强大,是自己亲手建一个,能挺直腰杆的祖国。”
赵鑫端着豆浆走进食堂,正好听到这段话。
他站在原地,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接通了。
五年来,他一直在想“复兴港娱”,到底该怎样去复兴?
是回到邵氏武侠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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