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保罗·雅内的质问，莱昂纳尔反而松了一口气。
这个问题属于典型的“技术性问题”，不涉及到对作品与作家的道德审判。
莱昂纳尔索性也不重新坐回座位，而是面向教授们与雨果矗立着，用一种轻快的语调回答了问题：“雅内教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无疑是伟大的基石。
但小说，尤其是反应现代生活的小说，其‘情节’的张力是否只能存在于激烈的外部冲突？”
其实在19世纪中叶，欧洲小说就已经出现了淡化情节的倾向，尤其是「浪漫主义」被大部分一流作家普遍摒弃以后，文学观念从“故事为王”逐渐转向“人物为本”、“环境决定论”与“心理剖析”。
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虽然核心情节是“婚外恋”，但在叙述上非常平淡，甚至有些“反高潮”。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的爱情并无跌宕起伏，主角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情感故事最后甚至未成正果。
保罗·雅内的提问不是质疑，更像是给莱昂纳尔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莱昂纳尔当然不会放过：“老卫兵的生命，其悲剧性不在于一次戏剧性的决斗或阴谋，而在于日复一日的、缓慢的‘凌迟’——
哦，这是一种源自遥远东方的古老刑法……”
莱昂纳尔把“凌迟”这个刑法详细描述了一遍，话没有说完，现场就有教授发出了低声的干呕。
对于法国人来说，已经习惯了断头台上的干脆利落，中世纪那些与“凌迟”相似的刑法早已经成为尘封的记忆，莱昂纳尔的解释唤醒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加斯东·布瓦谢连忙提醒：“好了，关于‘凌迟’我们已经了解了，继续说‘老卫兵’吧。”
莱昂纳尔识趣地回到了主题：“对老卫兵来说，‘凌迟’就是尊严的消磨、记忆的褪色，还有被法国——那个被他热爱了一生、奉献了一生的法兰西——一点点抛弃的过程。
那些‘碎片化’的场景——每一次哄笑，每一次关于‘战利品’的争辩，每一次试图教会小伙计处理猎物——甚至他排出9个苏硬币的动作，都是割在他灵魂上一刀。”
莱昂纳尔的话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身为社会上流阶层的索邦教授们，大多出身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每年领着至少8000法郎的薪酬，每晚出没于贵族、富商的沙龙，有至少一处消暑的别墅，也至少养着一个情人……
他们或许对底层人民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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