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合同期满后，我还能活着。”
苏建国看着他。
台灯的光照不到年轻人眼底那片深不见底的暗涌。但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
那个十七岁被塞进铁皮车斗的少年，从未想过自己能活到十九岁。那个第一次扣动扳机手抖到握不稳枪的男孩，从未奢望过有人愿意握住他那只手。
他想活。
不是为了任务，不是为了完成合同。
是为了和她一起的日子。
苏建国站起身。
他走到窗边，背对着宋启明，看着窗外沉沉夜色。
“晴晴三岁那年，”他说，“发过一次高烧。”
宋启明站在原地，没有动。
“四十度二。半夜烧到惊厥。我从演习场连夜赶回来，到医院时她已经退烧了，躺在病床上，手背扎着留置针，还在睡梦里喊爸爸。”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旧事。
“她妈怪我没在。我没辩解。那一整年，我缺席了她第一次开口完整念出‘爸爸’、第一次独立迈出步子、第一次生病。”
他顿了顿。
“后来我升了少将，有了更多不得不缺席的理由。”
他转过身。
“我缺席了她二十一年。”他看着宋启明，“不是为了今天看着她被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带走。”
宋启明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些话不是指责。
是一个父亲把捂了二十三年的愧疚，摊开在他面前。
“她高三那年，我在边界执行任务，三个月没有信号。”苏建国说，“她妈瞒着她，说我在封闭开会。后来她知道了，没有问，也没有闹。高考完那天我去接她，她只说‘爸，你晒黑了’。”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她一直很懂事。从小到大，从不让我和她妈操心。”他看着宋启明，“所以我不想让她懂事。”
他顿了顿。
“我想让她只是任性、只是快乐、只是做个普普通通的二十岁女孩，不用为她选择的人承担任何沉重的东西。”
宋启明听着。
窗外的夜色很沉。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渗进来，在地板上铺开一道细长的亮痕。
“我知道。”他说。
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我知道她选择我需要承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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