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说他「连亲情都极其淡漠」、「除了销量和金钱再无其他」。
这不是评论，这是人格攻击。
而且它对郑辉造成的心理创伤是实实在在的，在那个晚上，这段话是唯一让郑辉脸色黑下来的。
「名誉侵害和精神损失。」郑辉说：「98年11月发的，现在2000年8月，还在两年的起诉期内。」
「索赔多少？」
「五百万港币。」郑东汉在电话那头思索下，这个数字不大也不小。
大了会显贪婪，小了会显敷衍。五百万刚好，足以让那家杂志社伤筋动骨，又不至於让公众觉郑辉在趁机捞钱。
而且这个金额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我的尊严值这个数，你当年那些话让我付出的代价，不比这少。
「好，好数字」郑东汉评价。
「你帮我找个好律师。」
「用不着我找，你那个案子太乾净了，原文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一个标点符号都跑不掉。随便哪个律所都抢着接。」
郑东汉顿了顿，又说：「而且我敢保证，等你起诉的消息一出来，那家杂志社八成会主动找你和解。他们打不赢的。」
「打不打赢是法院的事。」郑辉说：「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不追究，我是在选择追究谁。」
「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有一条底线，攻击我父母的，一个都别想跑。」
+ ：
八月三号。
郑辉的个人声明和起诉书同时见诸各大媒体。声明温和，起诉凌厉。
一手橄榄枝，一手利剑。
整个香港的舆论场，在这一天彻底安静了下来。
道了歉的杂志社总编们如释重负，没道歉的连夜谘询律师和开会。
而《新潮》杂志社的老板，据说在看到起诉书的那一刻，手里的茶杯直接摔在了地上。
……
八月四号，清晨。
紫玉山庄，郑辉坐在别墅的客厅里，面前是一杯刚泡好的铁观音。
何岩把当天的报纸摞在了他旁边的小桌上。
「老板，《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都转了你的声明。《明报》的社论版还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以法律收场，是最好的结局』。」
「嗯。」
「香港那边歌迷已经开始撤了，昨天只有一家杂志社门口还有人，今天应该也没了。」「好。」
何岩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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