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0两白银，他买的比斯坦恩少，还多给了300两，所以，王道长也难得豪爽，藏经洞的经书也随他挑。
当初，官府下令封存藏经洞。
王道长偷偷买斯坦恩的时候，心中也慌得一笔，奈何，一年多过去了，啥事没有，王道长也放宽心了。
所以等伯希和出现的时候，他的胆子就大了不少。
随便给他挑选了。
如果不是最后事情败露了，估计王道长还在卖书筹钱修缮大殿。
然而，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
他把敦煌文物系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
不过这一年，光绪搁慈禧相续去世，举国哀伤，谁还有兴趣理会西北沙漠中的小洞窟。
然而，当伯希和把他获得一些藏经洞文当着中国学者面，拿出来炫耀的时候，这些经卷却震惊了俩人——罗振玉跟王国维。
这也是为什么，昨天许婉韵会感慨罗振玉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因为他虽然跟王国维都发现了这些敦煌经卷的价值，然而，他当时在清政府学部任职，有官方影响力，所以在他呼吁之下，藏经洞剩余的经书才得以保存。
实际上，也没保存多完整。
因为当这些经书从敦煌藏经洞搬出运往北京的时候，一路上，也莫名失踪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官员中饱私囊，私吞收藏。
对于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的三人之间的故事，在敦煌一待就是十几年的马世昌只会比苏亦更加熟悉。
甚至，还有不少是苏亦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聊着聊着，都聊到伯希和跟宿白先生的师承关系了。
“啥情况？据我所知，宿先生应该没有法国留学经历吧。”苏亦问。
马世昌说，“宿先生没有，但是他当年的老师冯承钧先生却有，冯先生早年留法的时候，可是师从伯希和，归国后还到北大任教，擅长边疆史地研究，也是著名的学术翻译家，冯先生在抗战期间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南迁昆明，一直留在北大任教，直到46年去世，冯先生不仅对宿先生的学术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还在工作上给予不小的帮助，当年北大从昆明回迁的时候，原北大的不少师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当时，作为研究生的宿先生也没有着落，好在有冯先生推荐，才能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图书编目的工作。”
苏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师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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