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涉及到不少人。
其中就包括实际负责主编尹哒。
主要是编写组的人，招呼不打一声就直接把邹先生二十多万的讲义拿过来用，然后什么引用说明都没有，甚至也不跟北大这边打招呼，也没有联系邹先生本人。
邹先生得知此事后就找时任北大副校长兼任历史系主任翦老。
当时，翦老去找时任北大校长陆平。
最后事情就传到郭老的耳中，郭老追责，当时，中科院历史所的人就过来北大道歉了。
只是，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
没法子，因为十年来了。
除此之外，《中国史稿》这书还有一个大的争议，就是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直接采用了郭老的观点。
也就是中学历史课本里面说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
把夏朝的建立，当作是是奴隶制社会开始的标志，从战国初年（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是封建社会时期。
郭老的古史分期一直在学界就存在着争议。
不少学者，直接就提出来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
不过，争议是争议。
主流学术观念依旧是这个。
同样，杨式挺让苏亦引用这本书的观点也是原始社会部分，这部分，是不存在争议的，就算有争议也很小。
苏亦放心用。
不过，杨式挺的告诫，也让苏亦关于栽培稻方面的资料收集告一段落。
他终究是学考古的，而非水稻学。
不过，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是重大的。
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发现史上的空白。
所以丁颖教授在《中国水稻栽培学》，指出，“就江汉平原以至皖、苏、浙各地稻谷出土遗迹的分布情况看，当时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也似比之黄河流域更为普遍，其栽培时期也可能比黄河流域为早。但在珠江流域迄今还未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迹，这是今后应该注意发掘调查的。”
好巧，石峡稻遗迹的发现，就填补这个空白。
由此可见，地处珠江流域的石峡新石器时代栽培稻的发现，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论文想要深入一些，除了论证稻作起源，还要以小见大，通过稻遗迹去推测新石器时代的岭南农业的发展阶段。
而这个方面缺少不了农具出土物。
石峡遗址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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