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译本的时候，确实遇到不少读着不太通顺的地方。
如果没有译本的话，以苏亦半吊子的英文是很难完全读懂这片论文的。
然而，不管如何，这年头有人愿意去翻译这些偏门的论文已经是很难得了。
所以，也不需要苛求什么。
再说当年苏亦也不是研究这个领域，只不过，这个时候，突然遇到周一良先生，苏亦就觉得不应该错过这个请教的机会了。
不然，天知道要等多久，才有这样的机会遇到周先生。并且，还能够跟对方搭上话。
听到苏亦的话，周一良望着他一眼以后，就示意他拿上书本，“咱们出去聊，不要在这里耽搁其他同学借书。”
除了二楼借阅室，周一良望着苏亦，“你就是苏亦同学吧？宿白先生学生？”
“周先生，认识我？”
苏亦惊讶，自己那么出名了吗？
这位连讲台都没有再出现的老人，竟然能够知道自己的名字？
周一良点头，“虽然未曾见过，但你的名字我确实已经多次听说过了，从你进入历史系复试的时候，咱们系里面关于你的讨论就不少，同样，前段时间你们王永兴教授去我住处拜访我的时候，曾经谈论过你，还曾经说恭三先生想要收你为徒，却被你拒绝了。”
得，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这样的小八卦，似乎在北大历史系，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不，连这位老爷子也知道了。
而且，周一良提到的王永兴，这位也是一个大名人。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然后，陈寅恪在桂林，周一良在美国哈佛留学，战火的阻隔，让陈寅恪想起和周一良战前书信往来论学之旧事。他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开端充满感情地写道：“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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