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继续问，“先生的提到的，是不是《印度教图像学要素》？”
他之所以有此疑问，是钱文忠把这个翻译成为《印度肖像的成份》跟网上的翻译是不一致的。
“后者，印度是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国家。但一般印度里面都是以宗教信仰区分的，Hindu是印度主流，占了总人口的八成，另外一个比较主流的是Muslim（***）。以前是没India这个国家的，只有IndiaSub-continent，后来硬生生分成了Pakistan（巴基斯坦）和India两个国家。因为历史原因，India国内的Hindu和Muslim一直都有些敌对……所以说印度人的一般都特别淡薄，他们都说自己是Hindu而不是Indian这样……”
说着，周一良就顺带跟苏亦说一些关于印度的历史。
甚至还说到中国佛教史的一些拓荒者。
“中国的古代历史?尤其是汉唐时期错综复杂的观念世界?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历史记载和研究专著，这种资料文献上由于时代的久远而必然造成的逸失’以及由于资料整理者个人的偏好而造成的取舍的偏颇，都必然会使我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产生障碍。也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导致了我们今日对佛教于中古社会的巨大影响缺乏真实而全面的认识。这些缺失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对佛教内典中史学撰述的研究?以及建国以后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的重见天日，使我们对于那段几乎，己经完全被遗忘了的历史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从早期佛教的传入直到南朝佛教对整个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完成之时，这种来自异域的文化随着印度佛教典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传入了中土，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宋代。佛教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我们仅仅从外典中的记载所得到的一点支离破碎的印象所无法完整重构的。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公元后的第一个一千年里最重大，同时也对中国以及生活在这片领土上的人民的未来发生决定性作用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的传入。”
“对于佛教史的研究来说，其基础仍然是文献的整理，在这一方面老一辈的研究者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比如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真正具有现代学术意味的中国佛教史学研究是汤用彤先生在极为深湛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种例子在当时还有很多像陈垣先生关于佛教史籍的文献学研究对于其佛教史学的影响‘陈寅烙先生对《梁传》的笺疏未完稿，以及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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