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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
这还是在历史系的普通老师身上,放到考古专业这边,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为,考古教研室这边,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可以说,考古专业是整个北大历史系恢复元气最快的专业。
而历史专业这边,也不都是吃干饭的,这些老师的抽屉里,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着早日发表。
所以从这点来说,邓广铭先生确实动了不少北大历史系教员的奶酪,估计这一点,邓广铭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过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这时,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
所以,历史系的师生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广铭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人才济济。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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