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预流说，你知道吧？”
苏亦点头，“王先生在课堂上提过。”
陈寅恪在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预流说之后，就曾经有过一句话，“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前面说啥不重要，重要是搞学问，不能闭门造车。
周一良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说考古学也不能说错，中国考古确实离不开文献。比如研究古钱币，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只要历史考古都要从文献去验证。
然而考古学也不仅仅有历史考古，还有史前考古，还有科技考古还有环境还有农业考古各个分支，这是一门需要融会贯通，多学科交叉的学科。
然而，那是其他。
苏亦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他是被宿白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收来的。
你都研究佛教考古了，连佛教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研究哪门子佛教考古？
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学习佛教史，以及佛教文献，而，佛教史的研究又离不开敦煌文献。所以绕了一圈回来还是要回到敦煌学，似乎，王永兴先生开设的敦煌学苏亦怎么都绕不开。
谈论完别人，周一良回归到自己学术生涯。
“我的一生，早年跟随着陈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留学期间学习日文、梵文，归国教书的三四年还可以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后面，只要研究日本史以及亚非史了。”
说着，周一良问，“看过我跟吴于廑先生编著的《世界通史》吗？”
这就尴尬了。
苏亦还真没看过。
他知道这本书，但确实没看过。
因为他前世看的都是吴于廑，齐世荣编著的高教版《世界史》，所以，苏亦只能摇头，“听说过，但还没来得及看，那天在图书馆遇到您，就打算去借阅，但这段时间太忙了，一直没时间。”
顿时，周一良就发出爽朗的笑容，“没看过也不要紧，我与吴于廑先生联合主编的《世界通史》时说，该书“力破`欧洲中心论'观点，所以这书，虽然材料具体丰富而确切，但在观点上不求新奇，采用可信有据的公认结论。不过要说本书的特色，就是增加了大量亚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起前苏联的教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学历史系教师普遍认为相当合用。你可以看一看，但因为是以苏联的《世界通史》为了蓝本，在框架上，并没有脱离太多，合适当基础读物。”
周一良对自己学术的评价，算是非常客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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