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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北大名师璀璨的50年代,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满级大佬。
当然,高铭先生也不仅仅讲述世界史的老师,也讲中国史。
“比如邵循正先生讲近代史,效果一般,主要是邵先生身体不好,说话声音很低,这点跟夏先生比较像。但是,邵先生的讲义发的很及时,而且还附有极为丰富的参考资料,比较方便大家自学,这点,我觉得挺好的,很合适我,因为就是自学出身的。”
“此外,还有余逊先生,一年级上的时候,他讲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大家不感兴趣,因为比较难,不过余先生古文修养特别好,他都是边背诵边讲解,我很喜欢,结果大部分学生都不接受,反映不太好。一年级下的时候,他讲中国史秦汉部分,起初,大家都担心会跟历史文选一样效果差,结果,一节课下来,大家都服了,因为余先生对秦汉史非常熟悉。”
说到这里,高铭先生突然停顿一下。
“余先生患有高血压,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很疲惫,那年暑假他刚满50岁就突然发脑血栓,此后一直卧病不起,再也没能重登讲台,若非如此,余先生学术着作不会那么少。”
谈及余孙先生的时候,不管是高铭先生还是俞伟朝先生都充满遗憾。
也是对已逝先生的一种怀念。
高铭先生回忆诸位先生,并不面面俱到。
他只是挑自己印象深刻的先生来说。
这即是高先生的故事,他也是他先生们的故事。
“还有张政烺先生,大一上,中国史(一)上古史部分就是由他上的。张先生上课的时候,是冬天,他穿个棉大衣,经常话到嘴边说不上来就敲脑袋。再就是找不到黑板擦的时候,就用棉大衣的袖子擦。”
“那个时候讲课搞得很死,一定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讲,尤其是古史分期要按照战国封建那一套来讲,讲稿必须上课之前在教研室讨论,极大限制张先生的学问发挥,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是魏晋封建说的提倡者,他的讲稿都是经过中国史教研室讨论通过的,而不是张先生的学术主张。”
高铭先生说完,俞先生补充,“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很大,是考古大家,但他讲课效果并不是很好。就算如此,张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依旧知道我们学习,因为张先生踏实,不花哨。”
高铭先生也说,“张先生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师长。”
北大中青代的老师,都敬佩张政烺先生。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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