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主张，研究古文字必须和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以得出客观结论。
这走的就不是正统的古文字学者的套路。
那么高铭先生的对古文字学的贡献在哪里？
可以说，北大考古系古文字建设，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教学体系的建设，高先生是功不可没。
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国内高校只有北大、社科院、吉大、川大、中大几个学校招收古文字研究生。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先生。
老先生带学生都是口传心授，直接从原材料摸起。长时间里，古文字教学一直都是苦于没有教材。
古文字教学，从无书到有书，高铭先生贡献极大。
第一，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所有原材料，著录都很分散，要自己动手一本本摸，工具书很匮乏，高铭先生是用20年的功夫，积累历年的教学实践，才写成这两本书。
第二，北大中文系和考古系都开古文字课，但中文系的古文字课，讲授对象是研究生，没有正式教材，本科生是讲文字学概要，文字学概要是按汉语专业的要求设计的课程，讲的是一般的文字学，而不是古文字学。
考古系，情况不一样，他的讲授对象是所有学考古的学生，不光学古文字的研究生要学，本科生也要学，教材的意义更大。
最后一点就有趣了。
高铭先生八十年代出版的两本教材都比裘先生的《文字学概要》要早，也比其他的古文字教材要早。
搁玄幻，这两位就有气运之争了。
高先生的教材有着开创之功。
当然，缺点也是有的。
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它们毕竟是最早完成的系统讲授古文字课的合格教材，当时那是头一份。
在古文字学方面，唐兰先生有开创之功，但真正完成、形成体系的是高铭先生。
在古陶文方面，高铭先生也做了填补空白的工作，他编写了《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两本书，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专著。
中国的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都有汇编性的图录和工具书，惟独陶文，相对冷落。长时间里，大家一直使用的是《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录》。
然而，高铭先生的书对比这两本书，无论是在材料的丰富性上，还是在文字考释的水平上，都有巨大进步。
此外，高铭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石鼓文方面，也颇有研究。当时被大家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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