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8月,教育部聘任蔡元培为馆长,同时向袁同礼发出聘书曰:“兹聘任先生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即请惠允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蔡元培虽为馆长,但也因兼职太多无暇顾及馆事,袁同礼以代理馆长名义实际主持一切。袁同礼代理馆长职务,且又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事业心极强,先后在馆工作20余年,成绩卓著,奠定了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基础,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31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在北平北海西侧落成。图书馆采用了欧美最新材料与结构,书库可容书55万册,阅览室可容200余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也是世界上颇具民族特色的大馆之一。新馆的落成和投入使用,让袁同礼兴奋异常:“吾国今日图书馆事业已由火微光日即于黎明之境。然而发挥光大,尚复有待。吾人不悔,愿与全国同仁,互相提携,以期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袁同礼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并胸怀强烈的责任感。他还道出了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近代观国者于政治修明之外,尤须窥其民智之通塞;而民智之通塞,又与其图书馆事业之盛衰为表里。换言之,谓一国民智之表见,以及于政治修明,俱系于此,亦未为过也。”
袁同礼在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整理出版了大量善本丛书,编纂了馆藏甲、乙两库善本书目、普通书目目录、特种书目如舆图、唐人写经、国学与文学论索引、中西文馆刊及周年报告等等,对我国文化、教育、科技专家的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袁同礼还把世界上科学的编目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编古籍。其一,他不按“四部”分类,而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及杜威分类法,按书名第一字笔画及作者姓名第一字笔画来分目,查考找书极为便利。其二,袁同礼将线装古书目录也同新书一样,制成卡片,装入卡片箱,便于查书,这在现代图书馆中不稀奇,而在当时则是很大的改革。其三,袁同礼改装所有的线装书套子,便于上架。中国古书,大小不一,册数不同,习惯平放,上架取书都不方便。袁同礼亲自设计布匣子,像洋装书一样,插架极为便利,书名写在匣脊上,找书十分方便。
为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袁同礼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征集工作。早在1924年在欧洲考察期间,袁同礼就探访《永乐大典》散佚欧洲各国的情况,又托人查录英、法等国收藏敦煌资料的情况。二战结束后,他又致函外交部,要求向德国追回被掠去的图书文物。抗战期间,袁同礼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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