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报告是没法同步进行的，实际条件不允许。
之前在苏亦参与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也是在杨式挺做好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然，想要搞器物排队，根本就有条件。
那么发掘报告，为啥要搞器物排队，这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
说的直白点，就是历史的选择。
苏秉琦的类型学，甚至比夏鼐先生所秉持的「史语所传统」的科学考古学派更加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更加获得社会各界的接受，这个问题，有点大，一时半会儿也论述不清楚，暂且不表。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考古报告晦涩难懂，很正常，就算是学历史的，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不知考古遗存如何保存下来的，更不知田野考古工作者是如何揭示和提取考古遗存的，自然也就看不懂。
不仅如此，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考古资料的整理，不知考古资料是怎样规整梳理的，对于他们来说，密密麻麻的器物文字，只会让他们眼花缭乱。
此外，没有编写过考古发掘报告，就不会知道考古资料是按照何种逻辑来编写的。
看不懂考古报告，也很正常。
别说学历史的，就算是专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也时常有类似的抱怨，看不懂发掘报告的大有人在。
只要下够了功夫，不看发掘报告，也是可以从事考古学相关研究的，比如研究考古学史，研究文物学，这类从业者也不需要参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
然而，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只有经过了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完成报告、论文写作四个过程，才可能成为一流的考古学家。
四个环节，缺一不可。
对于石峡遗址来说，他没机会参与发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一些关键性的文章，他不合适写，写了，没人信服。
在编写小组中，他更多起到一个辅佐作用，不是决定性岗位。
发掘报告的编写是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是一个大项目。
文章的发表，算是阶段性的成果。
在这个方面，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差不多。
报告报告的编写最大的问题就是分期，把这个东西搞定了，其他东西都是填充了。
器物的分类整理，这个急不来。
登记造册，各种制定表格。
整个过程就是之前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的重复。
枯燥且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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