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为了重建经济秩序，对商业采取了低税政策，明朝建国前对商人征收官店钱，税率是十五税一，建国后变成二十取一，不久又变成了三十税一，对于一些民间生活用品，生活资料，文化用品以及婚丧嫁娶物品都予以免税。而到了明朝中期，虽然商业已经很是发达，资本萌芽已经出现，可是商税却少得可怜，再加上一些商人投机倒把，假账假税，收到的钱 就连那些收税官员的跑腿费都不到。
《明史》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何逊在1510年担任了十年的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任务就会减少对抽税。而另一位更加的过分，杨时乔，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工部主事。隆庆元年冬，上时政要务，言：“几之当慎者三，以日勤朝讲为修德之几，亲裁章奏为出令之几，听言能断为图事之几。弊之最重者九：曰治体怠弛，曰法令数易，曰赏罚无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滥，曰庄田扰民，曰习俗侈靡，曰士气卑弱，曰议论虚浮。势之偏重者三：宦寺难制也，宗禄难继也，边备难振也。”疏入，帝褒纳，中外传诵焉。
不得不说杨时乔还是很有文化的，眼界在当时应该也很高才是，可是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输之有司，无所预。大概的意思也就是大家交税自己随心所欲，想交多少交多少，那一年老杨收了七两的税银，可见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商税极为的不重视。
上下都一个样，自然这商税也就收的很可怜。等到大明帝国建立，因为战乱，百废待兴，自然而然的商税也就没有收过，就算是一些有觉悟的商人，也都是象征性的交上一点商税，例如在座的几位国公就是，家里都有自己的产业，可是人家有着大无畏的精神，本着一切为了国家的情怀，虽然国家没有收取商税，但是他们依然交税，不得不说几位国公是能臣，也是贤臣，现在可好，既然要重新收取商税，这怎么可以，最最主要的是，在座的其他几位也都有自己的产业，而且还都不小，他们也是属于那种从不交税的那种，如果收税，首当其冲，自己就是要交税的人，这当然是不可以的。
钱宋话音一落，立刻就得到了投降派的反对，还是那几句，君王不能与民争利，历朝历代只要是增加商税，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基本上都是亡国的存在。
朱熹洛早就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是说道：“收取商税之事，以后再议，爱卿在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大家又陷入了思考，投降派鉴于朱熹洛站在自己这一方也是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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