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二丈、绵三两或者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就是给官府免费服劳役，一般一个丁口一年20天，如果不干活就按照一天三尺绢布的价格收取工钱，庸就是工钱的意思。
本来这个税负不重，问题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没有剩余土地来分给男丁了，可是这些税收是跟着人头跑的，就算实际户主的田地已经被其他人侵占，可税负还是在户主身上，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加上免费劳役往往无度，而且轻重不均，劳役的地点也经常远离农民的住处，路途上的而时间花费比劳役本身还多，农民的负担日益沉重。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林立，朝廷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可要花的钱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纷纷抛弃田宅，卖身到有权荫户免税的达官贵人家中，称为朝廷户口之外的荫户。朝廷税收日益窘迫，于是德宗皇帝年间，宰相杨炎改革税制为两税法，其核心内容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翻译过来就是，首先制定预算，根据朝廷的支出来决定要收多少税。不管纳税人籍贯是哪里，现在住在哪里就按哪里收税，实际有多少财产、田地，便向田主收多少税，而不是根据原先书册里面所记录的丁口来收，对于商人也按照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来收税，以前的什么劳役、绢布等杂役全部取消，承认了普通百姓之间土地自由流通的现状，由于是在夏秋两季粮食收成的时候来收税，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在均田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的确让税收公平了些，但是两税法收的尺度是钱而不是粮食和布匹，所以农民在出售产品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受商人的盘剥，即使丰年也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状况，尤其唐德宗后出现了钱价上升的情况，无形之中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更加糟糕的是两税法一开始是归并了所有的其他杂税在一起，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朝廷的支出不断增加，不得不加税，新的苛捐杂税又冒出来了，无形之中又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所以主持两税法改革的杨炎的名声不是一般的臭，后来新唐书里面党争、小人之类的评价是和他形影不离，连从中占了不少便宜的范尼僧都对他颇有微词。
“果然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不就是九十年代的农村税费改革吗？”吕方听完了范尼僧关于两税法的介绍，苦笑着想：“一千年前的唐代农民和一千年后的新中国农民都面对着“税费反弹”、“增产不增收”等问题。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怎么搞农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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