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熙对谢安的能力，自是心知肚明。
虽然谢安不像王猛一样全面，并不具备出众的军事才能，但是在桓熙麾下，最不缺的就是能征善战的大将。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二月十二，楚军南渡汉水，班师于襄阳。
郗超身为楚国尚书令，为群臣之首，带领众臣在城郊相迎。
“恭贺楚公，得胜而归，光复旧都，功在社稷。”
郗超上前道贺。
桓温走下马车，握住郗超的手，说道：
“战事固然凶险，可要是没有景兴为我稳定后方，我安能放心于敌僵持。
“景兴坐镇荆州，总揽后勤，调拨军粮，从无短缺，此番收复洛阳，以景兴功劳为最。”
事实上，桓温在为将佐们请封时，就是将郗超表为首功。
当然，最关键的是洛阳之战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归根结底，桓温与慕容恪打的是一场后勤战。
因此，首功归于坐镇后方，总揽后勤的郗超头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郗超凭借此功劳，获封高平县侯。
按理说，以首功收复洛阳，做个县公也是绰绰有余，毕竟光复旧都的政治影响不容忽视。
但郗超之父郗愔为南昌县公，魏晋以孝治天下，这个崇尚孝道的时代，桓温、桓熙父子二人在官爵上并驾齐驱，终究只是特例。
桓温与郗超携手入城，消却了重逢的喜悦，二人必须直面楚国财政拮据的难题。
桓熙通过改革商税，增加财政收入，但这是因为桓熙此前为了鼓励商业的发展，制定了较低的税率。
别看桓熙统治关陇的时间并不长，但在他的政策鼓励之下，关陇地区的商业繁荣更甚江南。
而在江南地区，商税不可谓不重，除了十分之一的关税以外，还有百分之四的交易税，同时，征牛埭税、桁渡税等等，商业上的杂税名目繁多。
桓温、郗超继续在商税上面想办法，用以补贴财政，只怕是要竭泽而渔。
至于苦一苦民众，向他们摊派苛捐杂税，则更不可能。
春秋时期，田氏阴谋篡位，广树私恩，用大斗借米给百姓，用小斗收回。
齐国上大夫晏婴就曾预言：
‘齐政卒归田氏。
‘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
因此，桓温就算勒紧了裤腰带，紧巴巴的过日子，也不可能加派税赋，夺民以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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