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礼典章,版图疆域……我看,所有他们能想到的问题尽皆罗掘俱穷详明追寻。据顾老师事后告诉我:“我们当然要全方位掌握一下你,因为我们对你一无所知……你可以说是‘对答如流’。”就我当时的感受,应对是应对了,多少有点“不为人信”的委屈。不久也就想明白了:你凌解放是谁?凭什么叫人相信你有能力写《康熙大帝》?不可以“考证”你一家伙吗?看稿子,“考核”的结果,王汉章和顾士鹏两位先生当场便说:“我们给你出书。”是年为1984年。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顾士鹏的合作,《夺宫》《惊风密雨》《玉宇呈祥》《乱起萧墙》陆续推出。其中第三卷的卷名还是顾先生的动议。待到写完《雍正》第三卷时,顾先生面临退休,他希望在休息前与我再合作一次,考虑到这位品质极好的老编辑的期望,我停了《恨水东逝》的写作,先写了《乾隆》第一卷给他,回头才又写《雍正·恨水东逝》。这就是雍正乾隆两书时序颠倒的原因。
大约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写完尚未出书,第三卷刚刚开始的交替日子,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来了。他比顾士鹏年轻了老大一截,他俩的性格也完全不同。顾士鹏老成、实在、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古板。周百义则灵动聪敏,活泼机变、令人望之可亲。两个人也有一致的,似乎身体都不强,有病在身,再就是二人的执着与诚恳。他大概读了我的《康熙》书第一卷。在郑州朋友处打听到我的居处,夹着个布包,风尘仆仆便赶来,很单薄的样子进了我的“贫民窟”中。
作为我而言,始终觉得河南社对我有“知遇之恩”,“一饭之恩死也知之”,何况于斯?觉得私与“外社”交往不义气。但周百义却只是笑。他讲,作者不是哪个出版社私人的,而是全社会的。希望为他们写《雍正》,他会全力保障我的权益。没有哪个出版社能把一个作家包揽了的,也没有哪个作家是专为某一个出版社写稿子的……他愿意在南阳等我,我写一章,他拿走一章……他情真如此,我很感动;他很能讲,反复比喻,使我明了很多出版知识。但我还是问了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此事可不可行”,他们答复说,别的不要考虑,集中一切力量,用尽最好的素材把《康熙大帝》写好……这时我也听说有议论,说二月河已“江郎才尽”,这才定下决心把《雍正》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雍正》一书出版比《康熙》艰难。原因倒也很简单。第一,周百义当时是个年轻资浅的编辑,仅有小说的初审,他不能作决策。第二,接到稿子不久,他就调出了出版社。他还在当着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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