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地域，人们对我的称呼是略有异趣的。在南阳，熟人是多极了，似乎满城人都认得我，早晨出去遛弯，叫“二月河”、“二老师”、“二先生”、“伯伯”、“爷爷”、“兄弟”……杂得很，带着有点“社会性”那样子，到郑州，叫“凌老师”、“解放”、甚或“老二”的居多，再到北京，大致就很正规，就叫“二月河”的罢——不过这几年熟了，依着北京的风俗也有叫“二爷”的：不是长一辈的意思，而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环等人们统称“二爷”“三爷”的那样。我今年犬马齿已是六十有三，常见的朋友们差不多都比我略小，所以无论北京、郑州南阳，毕竟还是叫“二哥”的多些。
王刚就管我喊“二哥”，她爱人郑云正，很优秀，在郑州一所军事院校当官。从她，也叫我“二哥”。这当然是有妇唱夫随的情致，也有更多的私人因素，她和云正的结合，有我一份贡献，我算得——过去不恭敬的说法，名叫“撮合山”，“牵马”——正规说，我是半个红娘，“介绍人”的呢！
前两年吧。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谈自己一些人生感受，说到了中国作协，我说：（大致意思）作协应该是作家的娘家。中国作协是我的娘家，但是是“后妈”。后妈也是妈，也是好的，然而虽好，也还是后妈。中国作协当时的领导不是金炳华与铁凝，不知他们有读到上面这点文字没有？也许读到了，有点别扭的罢。但是一个作家，他的本分就是说真话，反映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说的是实话。
那么河南省的同仁们，我又应该说点什么呢？下笔时，我真的颇为踌躇：因为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我找不出正确的词儿。是……姨太太生的儿子吧？也很爱我，也没把我当外人，也不曾受到什么打击排斥……中国有句话叫“不是自己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两张皮。
这不是在批评谁，更不是牢骚，是我的感受耳。这不是中国作协、省文联作协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过错，是命运的安排，是个“美丽的错”。是斯人斯世题中应有之义。我有一个比方，曾和已故的老乔说过，好比买火车票，出版社是火车站的票房，外边作家在排队出书，而作协则是维持排队秩序的车站工作人员，他们研究“××现在创作成就大，该给他出书了”，就和出版社联系、推荐、介绍——“官方的正规渠道……然后出版社再研究，书号、编务、印数、定价……出版！我是在旁不懂规矩的作家，加队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挤到票房口一伸手进窗口，我买票！——一下子领到了《康熙大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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