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和徭役。
原来在北方“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在这个时候加税，无异于饮鸩止渴，虽能解一时之渴，却会危及生命。不过朝廷的统治者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民打一石粮，交给朝廷的赋税达到八斗。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借贷，已经无法生存。交不起税，就得卖儿卖女，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流亡。宣德时，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余万户。天顺成化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明朝政府通过里甲、关津、禁山等措施防止农民的流徒，有时甚至展开残酷的镇压。然而在流民的队伍里，藏有武器，有秘密结社的组织，也有自己的领导人，于是流亡的斗争形式便发展为武装的起义。
当年朱元璋因吃不饱去当了和尚，还是无法生存，就投了义军，终成一代帝王。具有讽刺的是，他所期望的理想社会没有到来，不过几代人的时间，他的后代也给百姓带来了同样的流亡生活。流民，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他们没有成为资本主义萌芽下的自由民，而是成为起义军源源不断的兵源。土地兼并严重的湖广、福建、江西，税赋较重的浙江、四川、山东都先后发生了小规模的起义。
明中叶的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使得明朝政府在嘉靖初年不得不在政治上作一些适当的改革，实行了减轻租银、整顿赋役以及抑制宦官、裁撤锦衣卫校尉等等措施。
但是由于贪污的盛行和庞大的军费支出，造成明朝财政的困难，政府“每年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于南直隶、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叫作“加派”。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叫作“提编”。以后又出现了箕敛、派括、算税契、折民壮等等加派的名目。豪绅地主有特权免赋免役，贫苦农民的生活更加痛苦，流民更多，起义更繁。明朝到此时，已是风中柳絮，飘摇不定。
在明朝面临即将危亡的时刻，历史给朱家王朝一个机遇，把一个叫张居正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一代名相，张居正爱美女、尚奢华，看上去，全没有明代名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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