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晚这个客人动作这么麻利，只十几分钟就端出菜来，不由得赞了一句：“你这孩子真能干。”
说完这句话，袁冬梅又转头在女儿头顶虚虚地抚了抚，叹了一口气：“你呀你呀，什么都不会做，将来可怎么办。”
章亚岚不服气地偏了偏头：“我将来要做事业女性，才不和你一样当家庭主妇。”
袁冬梅眼神黯淡了许多，显然也知道女儿看不上自己这个母亲。
【像我这样的女人除了做家务，还能做些什么？亚岚能考上大学，将来当警察领工资，可是我呢？我以前就是个卖毛衣的营业员，下岗之后在家干家务，除了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我什么也不会。
她爸爸经常嫌弃我，说我连个儿子都不会生，没替老章家留个后，是个罪人。我这样的罪人，不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做家务，还能做什么呢？
亚岚总说她养我，真是孩子话。她将来要谈恋爱、结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带着我这么个没用的妈像什么话，还不如守着这个家一个人过。只要她爸爸隔三岔五地回来一趟，每个月给点钱，我就满足了。】
听到袁冬梅的心中所想，赵向晚大约明白了她之所以活得如此卑微的原因。
第一，价值感缺失。
或许是因为下岗之后当家庭主妇没有再与社会接触的缘故，回归家庭的袁冬梅的社会性减弱，很难从外界获得价值感，她对自身地位、意义的反馈信息均来自丈夫、女儿的评价。
女儿章亚岚高中阶段住读，只有周末、假期在家，再加上她性格大大咧咧，丝毫没有觉察到母亲的内心需求，无法给予袁冬梅所需要的赞美与肯定。
丈夫章石虎习惯了袁冬梅的付出，丝毫没觉得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回到家有热气腾腾饭菜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言语间缺乏尊重。他赚钱之后心性变了，喜新厌旧，挑三拣四，极尽打压之能事。
这样一来，袁冬梅慢慢接受的信息便是——我是个无用的人，我不配得到旁人的关心、爱护与尊重。
第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赵向晚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案例，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罪犯劫持四名银行职员为人质，历经六天对峙，警方解救人质之后却发现他们对绑匪产生怜悯的感情，拒绝指控绑匪，对警察持敌对态度。因此，犯罪心理学中将这种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境下，人质为了求得生存，与绑匪之间形成一种顺从、忠诚的感情，命名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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