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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高谈阔论的读书人！
某些读书人的言论根本就不从现实出发，只会引经据典说一些空泛的大道理，从而沾沾自喜的得出一个结论，看待问题只看表面，不懂得剖析问题深层次的东西，说的话就仿佛无根的浮萍。
可实际上这些大道理却根本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若是轻易相信反而会使国家面临危险。
他们愚蠢透顶又顽固至极，他们固守己见又不能接受新鲜事物。
只会在既定的框架里做学问，从来也没想过走出这个框架，也不敢去想。
甚至于有些人还会攻击那些提出新奇观点的读书人，认为其是大逆不道，愚蠢的认为圣贤书中的道理万世不变，后人必定不如上千年的圣贤。
又愚蠢的认为圣贤上千年前的观点仍然能适应当今的国家，能解决当前国家面临的困境。
殊不知，圣贤也有局限性，局限于当时所处的时代！
特殊之时就要行特殊之法，既然梁国与武国久战不下，那么就必然要严峻法令。
设定新的法，一个适合现在梁国的法，而不是适合过去某个时间节点的法！
其三，倡导仁爱的儒生！
黄粱中虽然并未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但却也有了一些萌芽，其中的仁爱思想已经颇具规模，被不少读书人奉若至宝。
有一些仁爱派的儒生经常会满口的仁义道德，也正是因此他们这一派一直被不少读书人所诟病，但他们却不敢说，只因为这些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若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说不定就会因此给自己招惹上麻烦，被仁爱派的读书人口诛笔伐。
仁爱派始终认为，皇帝不应该用自身的权力来压制臣子。
而是应该仁爱臣子，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感化他们，臣子也是如此，应该仁爱百姓，以身作则引导他们，而非用严苛的刑罚来警醒他们。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暴政出现，百姓和睦，天下安居。
苏白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仁爱非但不会对国家有好处，还会加速国家的灭亡。
因为世人所认为的仁义、仁爱就是把财物施舍给贫穷的人，可怜弱者不加以惩罚，弱者犯错可以宽容。
如果真这样做了，那么无功的人就会得到施舍，只因为他贫穷。
如果不对弱者惩罚，那么暴乱就不能停止，弱者也不会心有忌惮。
国家若是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上了战场后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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