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意见时，关云天向两人陈述了医药管理局黄副局长的见解，“首先声明，对于新药研发和创制，我们是外行，这位老朋友的观点，不知道对你们的选题有没有参考价值？”
“我觉得这位领导的建议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就目前条件而言，不要说科研基础薄弱的企业，就算基础比较雄厚的科研单位，搞新药创制都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国内的基础研究水平还很低。”邹博士的观点跟老黄竟如此相似。
“据说新药创制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较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二是资金。不瞒二位，昌达集团在资金方面不存在太大问题，现在的关键是对跟新药创制有关的基础研究缺乏了解，在你们二位看来，这方面有没有捷径可走呢？”关云天道。
“捷径？基础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史晓东连连摇头。
“不是说在基础研究方面走捷径，因为昌达集团作为企业，不可能做基础研究。我的意思，新药创制不是需要在大量的基础研究之上展开吗？虽然国内的基础研究做的不扎实，咱们是否可以借用国外的基础研究成果呢？”关云天道。
“当然可以！但国外真正有意义的基础研究成果，在互联网和书刊杂志并不多见。”邹博士道。
“如果可以，你们又真正需要的话，叶总也许可以帮到你们，毕竟她在杜克大学读了本科和MBA,还在陶氏公司做过部门高管，要了解外面的情况应该比咱们方便。”
“那就最好了！通过叶总了解到的情况，再加上咱们在互联网和外国期刊杂志上的筛选，说不定就能发现值得创制和开发的新药。”邹博士对此很感兴趣。
“大方向可以这样考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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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那位朋友的建议还是值得重视的，先做仿制药品的研发，以此锻炼科研队伍，并积累经验，一旦捕捉到目标，再开展新药创制，将来的工作也许会更加顺利一些。”关云天道。
......
近一年来，因为忙于搭建昌达集团的科研平台，关云天把归于上市公司的养老项目向外扩张的业务几乎停了下来，有几个地方的相关负责人打电话或亲自过来准备洽谈这件事，他让关琳珊出面接待，实际上等于把对方拒之门外。
也许是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剧，近一段时间邀请昌达控股去投资养老项目的城市多了起来，有些地方提供的条件非常优惠，面对这些情况，关琳珊不得不向她父亲汇报。
“接触养老项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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