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意见时,关云天向两人陈述了医药管理局黄副局长的见解,“首先声明,对于新药研发和创制,我们是外行,这位老朋友的观点,不知道对你们的选题有没有参考价值?”
“我觉得这位领导的建议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就目前条件而言,不要说科研基础薄弱的企业,就算基础比较雄厚的科研单位,搞新药创制都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国内的基础研究水平还很低。”邹博士的观点跟老黄竟如此相似。
“据说新药创制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较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二是资金。不瞒二位,昌达集团在资金方面不存在太大问题,现在的关键是对跟新药创制有关的基础研究缺乏了解,在你们二位看来,这方面有没有捷径可走呢?”关云天道。
“捷径?基础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史晓东连连摇头。
“不是说在基础研究方面走捷径,因为昌达集团作为企业,不可能做基础研究。我的意思,新药创制不是需要在大量的基础研究之上展开吗?虽然国内的基础研究做的不扎实,咱们是否可以借用国外的基础研究成果呢?”关云天道。
“当然可以!但国外真正有意义的基础研究成果,在互联网和书刊杂志并不多见。”邹博士道。
“如果可以,你们又真正需要的话,叶总也许可以帮到你们,毕竟她在杜克大学读了本科和MBA,还在陶氏公司做过部门高管,要了解外面的情况应该比咱们方便。”
“那就最好了!通过叶总了解到的情况,再加上咱们在互联网和外国期刊杂志上的筛选,说不定就能发现值得创制和开发的新药。”邹博士对此很感兴趣。
“大方向可以这样考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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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那位朋友的建议还是值得重视的,先做仿制药品的研发,以此锻炼科研队伍,并积累经验,一旦捕捉到目标,再开展新药创制,将来的工作也许会更加顺利一些。”关云天道。
......
近一年来,因为忙于搭建昌达集团的科研平台,关云天把归于上市公司的养老项目向外扩张的业务几乎停了下来,有几个地方的相关负责人打电话或亲自过来准备洽谈这件事,他让关琳珊出面接待,实际上等于把对方拒之门外。
也许是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剧,近一段时间邀请昌达控股去投资养老项目的城市多了起来,有些地方提供的条件非常优惠,面对这些情况,关琳珊不得不向她父亲汇报。
“接触养老项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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