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七年，对于大周贺姓江山而言，是一场动乱的开始，也是多年积弊的爆发，急公会高张反旗，讨伐檄文偏传各大州县，韦太后执掌的朝廷想尽办法也压制不住内乱爆发的消息，长安城中，除了懵懂小儿，几乎人人都在议论兵起衡州，被乱兵逆民推举为衡州王的太子铭遗后朱子玉，议论肃宗帝究竟是否篡位，谁才是真正的正统。
战乱当然不会立即波及长安，所以人们议论起来倒不带太多忧急，又甚至长安城内潜藏的急公会众，暗暗散布衡州等地将推善政的消息——不少豪贵地霸的田产都将重新分配平民，衡州王担保凡其治下子民，均无衣食之忧，亦不承担重赋之苦。
虽说相比地方州县，无论工窑重役，抑或土地兼并，京兆府因为是在天子脚下，子民们受到的欺霸都要减轻许多，然而，就说长安城，其实也有不少衣食无依的贫民，处于一不小心受了风寒，都只能躺在家中等死的境地，这些穷困潦倒的民众，当然不会拥戴对他们的生死毫不关心的韦太后，再经急公会煽动，不少都起意投庇衡州——尤其是那些家中子侄被强迫征服窑役，不堪苦累，丢了性命的贫寒人家。
韦太后当然也意识到长安城中有人煽动民心，下令严察急公会众，但凡流民被察获，皆按附逆处死，可如此严厉打击，却激发更多底层民众怨愤，便有那么一户人家，意欲流亡被捕，六十多岁的祖父，亲眼看着子孙被斩杀当场，连尚在襁褓的小孙儿也被官兵摔死，高喊一声“韦氏不亡，天下难宁”！
主动撞向官兵刀刃，死不瞑目！
以王淮准为首的不少尚存良知正义的官员，纷纷上谏，恳请太后宽恕那些生计无着，才被匪众煽动欲投衡州的贫民，指出动乱根结所在，呼吁废除工窑令，减轻百姓赋税。
韦太后当然不甘心，然而情势也逼得她别无选择，急公会打出的旗号虽是维护正统，但矛头真正指向却是等等弊政，倘若在这样的局势下，她仍要坚持工窑令，不仅那些平民会心向衡州，便是一部分世族朝臣说不定也会心怀异意。
故而当一连十几日的血腥杀戮后，韦太后终于没有再让恐怖气氛继续扩张，在禁绝流亡的同时，也开展怀柔政策，比如不究流民罪责，而是施以抚慰教化，又比如废除工窑令，严令禁止地方豪贵仗势欺民，轻徭减赋等等惠政，然而诸如元得志等不少朝臣心里都清楚，这样的惠政是不可能真真正正实施到位，无非是韦太后安抚人心的手段罢了。
虽说有史以来，匪众暴乱并非前所未有，然而倘若不是政权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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