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都尊之为捕快老爷，捕翁，街上做买卖的，都得定期孝顺，交保护费。
捕快的职位，一般是要买的，买不到的，就不要名额，心甘情愿放弃平民地位，来做帮役，求帮役也不得的，可以做白役，一分钱补贴没有。
很多大县，帮役和白役，动辄数以百计。但是，这样遭人羡慕的捕快，如果见了当地的乡绅，还是不敢造次，老早就得让在一边，躬身请安。
即使一介穷秀才，如果没有县令的旨意，他们也不敢随便碰。至于县令老爷，更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人，随意指使不说，有了案子，如果破不了，就把捕快拿来，当众扒了裤子打板子，严令追比，三日一追，五日一比，板子越打越重，既是责罚，也是羞辱。
总之，在官府层面，没有人在意捕快的脸面。肯定破了。弄不好，户主还可能进监狱丢了性命。
再就是让娼妓假作良家妇女勾引过路行商，以拐带妇女名义讹诈之。这两种方式，都属于古代的
“钓鱼执法”。最常见的恶事，是催缴钱粮。凡是碰到不肯痛快缴税的农户，捕快们就把这些农户的户主抓来衙门，关在他们平时休息的班房里，横加折磨，饿他们，打骂，逼他们吃屎喝尿，反正无所不用其极。
直到被抓的人的家人实在看不过去了，乖乖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
当然，还得给捕快们一份额外的辛苦费。捕快之害，当政者也不是不了解，清代就规定，要地方官尽可能限制衙役下乡。
但是，大结构确定了贱人做恶事的格局，限制也限制不了。而贱人本身，也是制度造成的。
把一些人人为地划成贱民，然后让他们做坏事，好转移老百姓怨恨的视线，其实，最后的怨恨，还是要落在统治者头上。
在官面上没有脸面的捕快，做起恶事来，自然肆无忌惮。老百姓摊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
“脚鞋钱”，
“酒饭钱”。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到官，得给
“宽限钱”
“买放钱”，甚至原告要撤诉，两边都得给捕快
“说和钱”。更恶的事儿叫
“贼开花”，如果有了窃案，捕快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攀指，把一些没有势力但家境富有的农户指为藏赃之所，为窝赃户。
当然，这样的攀指，开始是不会让县令知道的，但是被攀指的农民，多半会央求捕快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来了。
收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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