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下场的。
大宋就这德行，谁家修的路，谁家修的桥，真的可以派人拦着收过路费。那些土匪打劫时候最喜欢的台词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这里过，留下买路财”，这是真有的。
这套制度的祖宗并不是西方，而是东方，在大宋发挥到了极致。最后自己也玩脱了。
所谓的一些地区，一村一寨都是匪，拦着收过路费就是这种情况。
在后世也经常发生类似的事件。譬如公共人行道上随便来个戴袖套的人，收电瓶车的停车费，且这东西屡禁不止，无法杜绝。
之所以无法杜绝是因为法理，在后世，人行道下面的公路，路权是政府的。然而人行道是灰色地带，人行道的路权属于旁边的商铺、使用权又是公共，所谓的门前三包责任制说的就是这个。
既然使用权是公共，是人他就可以停个电动车在人行道上。然而归属权和管理权又是商铺，譬如门口脏乱差，卫生口和城管不找行人、而是找商铺罚款。于是商铺又可以依据管理权和所有权、禁止别人停放电动车在门口。这就是矛盾产生的地方。
收费需要发改委立项批准，不是大牛的那个做不到。于是几方经过博弈后，就形成了共同认可的灰色潜规则：带袖套的来收费，且没有票。
这收费真不合法。但你若不让我收钱我不就不让别人停车。不能停电瓶车、老百姓还真是非常不方便。于是就形成了不合法的收费屡禁不止，拉扯着运行。
后世尚且如此混乱，至于在大宋，这些它就是合法的，所以就更混乱。物资价格居高不下，最大的损耗在运输环节之上，原因就在这里。和气商人他必须一路缴纳“过路财”，面对全是车费路霸的环境。或者就如同卢俊义一样，打出无敌的名号来。
这些都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所以在铁路问题上，高方平绝不打算从外界融资参与，要做出表率来，维持命脉路权属于国有的基调。不服气的就强势和谐，否则越往后民权逐级解锁，根本做不了这些事。
当时高氏船运的万吨大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拉了太多仇恨，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就是当时陶志明担心的问题，不拆桥的话，万吨大船开不进汴京来。然而大宋河道上的桥是很多的，三分之一是官府的，这些好说。
另外的三分之二是各地士绅土豪们的，给钱他们都不想卖。
换个普通人的话，他就是造了大船也没办法，得把自己的船拆了，放弃这个项目。好在高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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