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指挥官就算亲临前线，指挥所也一定设在整个阵地的后方，尽可能减少被敌军远程火力以及流弹击中的风险；不论最高指挥官本人如何英勇无畏，也不可能同那些“排队枪毙”的普通士兵冒同样程度的风险。
可是，海战中，舰队司令官和普通水兵同处一舰，根本没有“前方、后方”之别；而且，舰队司令官身处的舰桥以及同舰桥相连的舵房，又是主甲板的诸“上层建筑”中，敌舰火力首选之目标，因此，最高指挥官身负之风险，其实较普通水兵更大。
可以说，“视死如归”是对舰队司令官的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犹疑，本舰队的失败，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譬如，前文提及的利萨海战，意大利舰队司令官佩尔萨诺海军上将之所以将旗舰由“意大利”号易为“铅锤”号，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觉得，处于战斗队形之外的“铅锤”号，要更“安全”一些。
结果呢？大家都晓得的了。
还有，这个时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舰队指挥官的风险系数，正正处在整个海战史的峰值上——比露梁海战时期更高，比特拉法尔加海战时期更高，也比其后的大东沟海战时期更高。
何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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