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税赋制度不能轻易改。
若是给苏州直接下调税赋，其他地方怎么办？
大家都这样，户部尚书恐怕都要摞挑子不干了。
退一万步，就算他奏请老朱，给苏州额外开恩，免一年的税赋。
那也只能解一时之忧。
何况在苏州税赋占比如此之大的基础上，给其免税，绝非易事。
但只要苏州的总税赋维持不变，在这个框架内灵活变通，他身为监国，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实际上，商品经济越发达，需要征收的田地赋税就越少。
清朝被洋人强行打开大门后，到了后期，虽然社会越来越靡烂不堪，但在没有加征田地税赋的情况下，朝廷的税收反而大幅度增加
光是海关一项，一年的进账就高达几千万两银子。
后世社会能全面取消农业税，也是因为国家的税赋，早就不依靠那个了。
苏州有雄厚的商业基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具备大力发展商业的条件。
在此之前，朝廷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苏州的商业发展。
即使如此，苏州还是发展出了相当成熟的商业社会。
巨贾豪商的数量，哪怕是在朝廷一轮又一轮的打压下，仍然远胜其他地方。
如今的困局，只不过是暂时的。
随着开放海禁，放开经商资格，开发票统一税赋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苏州必将再度迎来商贸的繁荣。
但这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毕竟不是商人，而是读书人。
受儒家礼制熏陶，大部分读书人，素来看不起重利轻别离的商人。
朱允熞最担心的，就是地方官府以及乡绅，有意无意的对商业和商人进行打压。
在大明，这几乎是无处不在，又难以避免的。
故而，他才提出这样的办法。
如此一来，苏州的地方官府，苏州的读书人，为了让商人承担起全苏州的税赋，为了不再交田地税赋，必然大力鼓励商贸的发展，促进商业繁荣。
苏州的田税难题可解，商贸也会因此而腾飞。
又是一个两全齐美的策略。
刘翰墨拜谢道：“太孙殿下之恩，苏州百万百姓，必铭诸五内。还请太孙殿下放心，在刘某任内，定当竭尽全力，促进苏州商贸繁荣，以减轻田税重赋。”
如果是换了其他地方，以大明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想靠商税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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