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的珍贵。
清代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中，记其亲眼所见：“柴窑无完器，近复稍稍出焉，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过天青’未足形容，布庵曰:‘予目之为绛青’。”
据传，民国时期，袁世凯的管家、大收藏家郭葆昌以一处宅子、二十亩良田与人交换了一件柴窑器。
当然，也有人觉得夸张的，比如邵蛰民撰、民国二十七年刊印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载：“琉璃厂某古玩肆有残瓷一片，就琢为园形，周径约三寸余，厚分许，釉淡青色，光足可鉴人，四周露紫砂胚。柴瓷青如天，明如镜，虽色光俱佳，而薄如纸一节已属不符。”
不过很多人都猜想，这货可能看到是假的柴窑。
因为到了民国时期，柴窑基本上绝了。
柴窑的传世量十分地稀少。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明代几乎没有一位作者明确说自己见过真正柴窑瓷器，不是说“然柴则余未之见”，就是说“不可得矣”、“世不一见”。
声称自己见过柴窑瓷器者，大都是清代人，所见“柴窑”瓷器有枕、碗、洗等，令人生疑。
如清代王士祯撰《香祖笔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七曰：“尝见一贵人买得柴窑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价余百金。”
刘体仁撰《七颂堂识小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曰：“柴窑无完器，近复稍稍出。马布巷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后青天未足形容。布曰：‘予目之为绛霄。’”等等。
之后乃至当今世人，关于柴窑的种种文章、议论，多属于主观臆断、捕风捉影，甚至于指鹿为马、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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