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外国人要我陪喝酒,不管多少都会喝,跳舞,导游,什么都肯干。
只可惜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太拼了,最后有次喝多了,被一个外国人……玷污了。当时自杀的念头都动过,觉得此生无望。结果一年后他却冒出来,说知道我的人品,不嫌弃这些,我很感动,就在一起了。
可惜结婚两年,就遇到了他出事。当时虽然是我提的离婚,但我也问心无愧,这四年里我再没对不起他,都是洁身自好。我的想法无非是:当时不划清界限,如果我也受到牵连,谁捞他回来?谁帮他申诉?
当初他也是跟我商量过的,同意了我的做法。一开始两年,他也很有信心,一直给我写信,等我想办法——可惜77年之后,他渐渐没有耐心了。他不理解,***都已经粉碎了,为什么他和其他几个同志还不能回来。
又等了一年,他居然偷偷在那边,跟一个同样犯错误下放到大西北种树的年轻女同志结婚了。因为后来都没回信,我居然都不知道,偏偏女方还是初婚,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去纠缠,唉,都是命。
上个月,好不容易等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批没有牵连到大案里的普通案子都回来了,我连忙用尽浑身解数托关系找人情递材料,帮他也……结果前天却等他带回个比我年轻的女人。”
说完最后一句话,韩婷再次委顿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
顾骜觉得自己脑子一阵不够用。
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奇复杂、还偏偏不知道该指责男女双方中哪一方的纠葛……
或许,就是时代特色?
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悲剧说到底,还是耐心的问题——国家给受了冤枉的人翻案子,那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地方上的小错误,一般77年就放回来一波。
而做过京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错误,确实有很大一批是等到了伟人上个月那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出来的。
再往后,还有81、82回来那一波高峰期,人就更多了,当年的职位也更高一些,主要是涉及到一些大案,必须等国家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后,才好动。
而韩婷的前夫,应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盼头,所以在等待中绝望了。
因为人在逆境中,往往是需要给他竖一个标杆,告诉他再坚持多久就到终点,这才容易鼓舞起毅力。一旦他以为的标杆过了、但是终点没到,很多人都会自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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