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次，但到了明朝则是变成了每年一至两次，明两百余年，黄河竟决口达三百余次。河患之所以频繁，与漕运有关，元朝虽也定都北京，但元朝漕运主要是走海运。
但明朝呢？天子守国门，唯有依靠东南税赋，以供养幽燕强兵。
于是黄河自西向东，漕运南北贯穿，黄河运河交织，好了，问题来了。
要知黄河决口改道是习以为常之事，看明朝黄河下游河道改道的历史记录，就如同一把扇子张开的几十条扇骨，如此每当黄河决口，漕运就截断，。
因此朝廷得出结论，必须治黄保漕。
但见潘季驯与申时行开始‘吹嘘’他的治黄政绩：“隆庆五年黄河北决，运兵死亡千余，漕船不知损毁多少，朝廷震动。后来张江陵说要开泇河，我说弃旧河，开新河不行，应当堵塞旧河缺口，恢复黄河故道，引淮入河这才是正途。结果张江陵不但不听，反而责我指漕船倾覆，以此为由头让人弹劾我致我罢官，朝廷令我冠带闲住。我想好你个张江陵，君子合而不同，你身为首辅居然心胸如此狭隘。”
听着潘季驯指责张居正，说他的坏话，林延潮心底觉得特别爽，差一点为潘季驯拍手叫好起来。不过潘季驯牛，连张居正也敢顶撞，还被他勒令罢官。
“于是我在家住了几年，万历五年的冬天，我回乌程老家，结果张江陵给我写信，你猜他信里怎么与我说，哈哈，他说他张江陵知错了，治河之事非我不可。他在信中说昔者河上之事，鄙心单知公枉，每与太宰公评海内佚遗之贤，未尝不以公为举首也。张江陵在信里以谦词请我出山，我想哪能便宜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我索性不理他，在家称病不出。张江陵一连写了好几封信，我看他其言甚诚，心想算了大家也都是为了江山社稷，也就答允出山。不过要他答允我兼理河漕，我才挑担子，张江陵也就答允了。”
林延潮听了心想，张居正倒是知错能改。不过潘季驯口中对张居正也是满满的嘲讽，依然是为当初被张居正罢官之事而感到不快，借机在别人面前黑他一把。
这时申时行发话道：“时良，以右都御史，工部侍郎兼理河漕时，我方任东阁大学士。当时我记得一清二楚，时朝堂之人对时良兄启用为河道总督仍颇有微辞。但时良仍坚持己见，条上六议，修高家堰大坝。若非你这番坚持，就不会有此治河之功。”
潘季驯一杯酒下肚，得意地道：“不错，当年我只用一年，共筑土堤，长一十万两千两百六十八丈一尺一寸。砌过石堤，长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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