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张居正希望削弱高拱的影响力，增加自身的政治砝码，故而与王宗沐等人的诉求一拍即合。
于是张居正便巧妙地建议高拱心腹胡槚到山东实地考察，待胡槚到达山东后，又受到王宗沐等人的热情款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因此胡槚返回朝中后，就得出了胶莱运河开凿花费巨大，得不偿失的结论，最终成功使明穆宗下令罢议此事。
当然这件事如果到此为止，文官政治斗争影响朝廷大事最终决策的问题或许还没那么严重，朱翊钧在穿越来之后也不至于在每做一件事前都要考虑得面面俱到。
就在明穆宗下令罢议胶莱河之后的五年，到了万历三年，重开胶莱运河的议案再次被人提出时，张居正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改为全力支持。
不仅如，张居正还特别告诫勘测官员徐拭，山东地方的大小官员，必然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全力阻挠新运河的开凿，因此应有所准备，不可轻信。
原本极力反对海运的梁梦龙、王宗沐二人又转变态度改为支持海运。
他二人凭借在山东官场积累的政治资历，一个迁右副都御史改抚河南，一个升任刑部左侍郎。
在离开山东官场后，梁梦龙和王宗沐忽然又变成海运议案的倾力协助者。
他二人当时放弃长江出海口而改择于淮安开船，历时一月有余成功到达天津卫，可以说是圆满成功。
但是他二人也和高拱当年一样，受到了漕运利益集团的政治狙击，于是在多方压力之下，朝廷再次罢行海运。
朱翊钧想到这里，觉得后世对万历皇帝的评价实在是有些不公。
倘或说到操纵朝政大事来把控政治斗争，张居正摄政那几年，类似的事情做得也不比后来的万历皇帝少。
譬如隆庆、万历年间海运的两行两罢，未必就没有张居正自己的私心在。
其实张居正第二次罢行海运，也是因为他偏心自己家乡的缘故。
由于湖广是产木之地，所以明朝的海船制造主要位于湖北的清江、卫河。
如果要将朝廷的海运计划坚持实践下去，那么湖广百姓必将承担朝廷繁重的海运料派，以及船厂造船的巨大负担。
而这却是张居正不愿看到的。
朱翊钧明白张诚为何要提起胶莱河之争。
不单是因为张诚是靠“倒张”而获得皇帝信任的，而是他想告诉皇帝，海运和漕运的关键从来不是它二者利国利民的实际效果，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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