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了当地政府,这不是变相打旗长的脸吗?按指导价走,牧民堵上门来找。俄日敦达来说的话很有道理:发展矿业确实在一定时间内破坏草原,但从地方的角度说,对经济的帮助是很大的,财政的钱袋子鼓起来了。牧区有了常电,砂石路也换成了柏油路。进来了大量人员,矿区和旗里通了班车,牧民去旗里也方便了。人流量大了,和水一样到处流,苏木的商店饭店旅馆都有了进钱的机会,等等的好事很多。再说回来,矿山开发也没白用牧民的草场,草场是国家的,按程序走了流程,是摆在面上的明事。可牧民没这么想,总觉得补偿价低了,手背手心都是肉,嘎查和苏木总向着矿山,自己吃了亏。牧民的胡搅蛮缠,就是多要几个钱而已,矿山夹在中间很难受,高出指导价得罪政府,扰乱了正常的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会成为全旗的“靶子”。急于开工干活,想多给点钱也不敢。按正常的补偿价格,等上几个月也签不了协议,牧民死活不签字。他们不说不签字,说是不会写汉字,要慢慢学着写,学会了再签……
小张一双善良的眼睛平直的看着我,我嘴角的肌肉明显的抽动着:“……这么多年,姐姐从没提起这件事。那个年代,人人都是红卫兵闯将手中的一枚棋子,自己的事自己都做不了主。不能怪罪父母,谁知好事做成了孬事儿。姐姐插队那年才16岁。在牧点4年多,和哈斯其其格大姐一起放羊,睡一个毡房里,一个锅里吃饭,后来她把女儿陶格斯嫁给了我外甥阿斯夫。”
蒙古族的名字真难记。他又问:“陶格斯的哥哥俄日敦达来,你俩多年以前就认识了是好事,这叫患难见真情,边境遇知己……没这段巧遇和生活经历,你单枪匹马一个人去草原,咋开展工作啊。有俄日敦达来和额日敦巴日罩着,好干多了。”
姐姐很留恋在牧点与哈斯其其格大姐相处的那几年,提到牧点里的事情,姐姐能年轻好几岁,再大的烦心事儿,都会抛到耳后。姐姐卧室床头柜上还摆放着印有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台历。红色最高指示的正下方还工工整整写着去兵团纪念日。台历页让时间磨练成了小米般的黄色。搬过两次家,都是固定的位置—双人床的右侧的床头柜上,上面盖着一块大小合适四周用针扦的围裙边的粉红色蚊帐布,留恋那份难得的草原情。我低沉着嗓门:“不说过去的事啦。我约莫着姐姐多半是痛恨那段经历,才会这么做。”
小张说:“嘎查长相当于村长吗?”
我点了一下头:“人啊,有几个人能看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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