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有困难？”
蔡元培解释道：
“义务教育这种新鲜事儿地方官员根本没见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后来警察直接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政策变成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全打起了退堂鼓，担心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去学堂？
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还是把孩子送进了私塾避一避。
所以强迫教育的结果竟然是各处私塾人头攒动，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
李谕听了很无语：“真是荒唐，好事也能办坏。”
蔡元培说：“我在教育部下发的法令中，已经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占比不得少于预算总额15%；地方则要更高。但具体能施行到什么水平，我自己都没有多少把握。”
李谕作为穿越者，知道蔡元培的愿景在民国基本无法实现，和很多命令一样，都执行不下去，仅仅流于纸面。
“义务教育花费非常大，只能政府推动。”李谕说。
张謇听后笑道：“蔡部长现在可是南京政府里最穷的一个，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李谕尴尬道：“教育部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蔡元培说：“我向孙先生要过，他说‘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若不是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先生借了三间屋子，我只能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在大街上支棚子。”
张謇说：“我记得鹤卿还是自己坐着人力车去孙先生那儿领了教育部的大印。他的教育部加起来一共三十个人，包括鹤卿在内，每人的薪水都是每月30元，是临时政府里最精简、开销最少的一个部。”
蔡元培的理念一直带到了此后的北京教育部。
“万事开头难，”李谕说，“蔡部长，在下有个请求。”
蔡元培说：“疏才太见外了，还‘请求’？伱直接建议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肯定会办。”
“很简单，只要有大印，能发布命令就足够，”李谕说，“我在上海的大学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立马就可以开办，希望教育部颁发一道《大学令》，准许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兴办大学。”
蔡元培轻松道：“原来只是发个命令，那就好说了！我教育部现在唯独还不缺的只剩纸和笔。”
历史上，这道《大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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