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李谕顺势接管了药厂全部的产业，唐绍仪和梁启超在中间没少帮忙。
唐绍仪此刻没什么官职在身，纯属一身轻。
梁启超则是因为当了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后才发现接手的是最烫手的一个山芋。
整个民国时期，财政一直一塌糊涂。在这个任上，你想做点事，门都没有，只能中饱私囊。
后来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就是典型代表。四大家族里，宋家非常强，但宋子文这个人却并不贪，或者说他已经不需要贪。宋子文又很懂经济学，这让他和老蒋之间很难对付，因为老蒋总给他出“难题”，导致宋子文辞职好几次。
孔祥熙接了宋子文的班后，干了什么就不用多说了。
梁启超更是属于想做点事的，他上任后发现了一个契机：由于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自然不用还了。协约国如英法也都同意延缓五年支付，这样每年就省下一千三百多万银圆。
换言之，北洋政府每年相当于多了一千三百多万财政收入（欧洲银行团控制着盐税和关税，的确可以说成是收入）。
梁启超想趁此良机进行币制改革。不过嘛，这事压根做不成。
更蛋疼的是，减免赔款后，北洋政府的财政仍然吃紧，还是需要借款。
关于借款，梁启超倒是明白不能在日本这一棵树上绑死。况且日本对中国的市场存在这么重的依赖，要是让日本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除了对日借款，梁启超一直想找其他的借款途径。要是以前，还有英法比荷等选项，但现在他们打成一锅粥，根本没钱给北洋政府贷款。
只能在美国身上想办法。
历史上，梁启超曾赶赴美国，试图说服对中国停止贷款多年之久的美国重新加入银行团。
梁启超知道李谕和美国那边关系好，关键是和大企业有直接往来。就算美国的财政部不借款，大企业家愿意出钱也好使，——这时的财阀说话很有分量。
李谕家中，梁启超还来专门讨了几盒阿司匹林，他拿着这些小药瓶说：“最近睡眠越来越不好，精力也开始下降，真是奇了怪。”
“就是搞仕途导致的。”李谕说。
梁启超深有体会，苦涩道：“我一直以为搞财政没什么难的，真干起来才知道个中滋味。”
李谕问：“现在的教育总长还是范源濂？”
“是他。”梁启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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