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问题，大家都无法解决。”
“什么问题？”卡皮察问。
卢瑟福带着他们进入实验室，指着一台功勋卓著的仪器说：“我们经常测量α粒子速度，但这台仪器的螺线管总会被电磁热效应烧毁。我想了很多降温的办法，都不行。”
卡皮察思索一会：“给我一周时间，能搞定。”
“一周？”卢瑟福并不相信，“别说一周，你要是一个月可以解决，我都会无条件接纳你进入实验室。”
卡皮察自信道：“只要教授给足经费，轻轻松松办到。”
“那我拭目以待。”卢瑟福说。
此后的几天，卢瑟福先让他试试拳脚。
李谕则参加了几场皇家学会的报告，像李谕这种神出鬼没，一年参加不了一两场皇家学会物理大会的外籍院士也是罕见。
不过皇家学会非常给李谕面子，能留住就行，寻常会议参不参加的，人家压根不在乎，甚至已经习以为常。
李谕顺便又在剑桥的一座花园开了一场讲座，讲完后，发现到场的还有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以及徐志摩。
林长民现在是国联的中国代表，笑道：“我们特地来给院士先生捧场。”
“多谢林代表，”李谕说，然后问徐志摩，“你不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哪？”
徐志摩说：“我讨厌美国社会那种资本强烈主导的疯狂和贪婪性，在我看来，英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么说，你转到政治系了？”李谕问。
“是的，我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徐志摩说，“虽然我出国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手段，走实业救国路子，但两年过去，我发现自己看见烟囱就感到厌恶，同情那些在大工业机器轰鸣声中辗转挣扎着求生活的劳工。所以我改变了看法，如今信奉新文艺，对政治有兴趣。”
李谕淡淡一笑，以徐志摩的性格，可不适合当个政治家，但不能直接说出来打击人，于是说：“英国号称雾都，和你在美国看到的样子没有差多少，甚至德国、法国也都差不多。”
“我认为不一样，”徐志摩说，“德国人太机械，法国人太任性，美国人太浅陋，只有英国人堪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
诗人的感触，真心有点主观。
好在徐志摩也就这时候发表发表看法，并没有真正从政，他还是适合进入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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