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是块宝地，而且透过时间长河看过去，只能这么做。”
龙云不知道李谕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意思，但有人愿意投资，还是数百万大洋的巨额投入，肯定乐意接纳，他们少说也能从营建过程中得到几十万大洋的好处。
选好地块后，昆明这边的事情就全权交给胡嘉言来办，处理几百万大洋的业务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难事。
龙云等人对飞机的确感兴趣，购买飞机的事情也让胡嘉言从中连线即可。
临走时，李谕安排了一大批的无线电设备给他，“如果有北边的人来要，只管给，而且告诉他们，我们会持续提供。”
胡嘉言淡淡一笑：“我明白。”
——
回到上海后，李谕动手给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及诺奖基金会写了一封信，除了客套话，只有这么两句最关键：
“本人愿意拆借一部分资金予以贵基金会，用以发放今年的物理学奖金。另外，我个人推荐物理奖的获得者为发现质子的何育杰先生。”
他们必然会答应。
因为30年代量子力学虽然已经基本建成框架，瑞典皇家科学院却还是不太认可。毕竟这么高深的革命性理论，除了少数那一小撮顶尖物理学家了解，身处外围的其他物理学家都很难判断正确与否。
泡利在1930年时批评过：“瑞典没人懂量子力学！”
但奖项毕竟是人家发，根据诺奖委员会的调性，此时依旧更加重视有应用意义或者拓展意义的实验物理学，这种现实主义取向的审美很难青睐纯理论形式的突破。
否则早在1930年，海森堡、玻恩、薛定谔等人就应该拿到诺奖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负责人奥森相当不喜欢也不太懂量子力学，1930年选择了拉曼效应作为当年奖励对象。
时间来到1931年，历史上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颁发。
原因嘛，一方面是奥森依旧坚持不发给量子力学领域，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危机下，资金确实出现了紧张，于是奥森决定不发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谕的信刚好给他解决了这两大难题：
如今中子和反电子相继发现，立即发奖不太合适，最少等上几年，更多实验室完成验证才行，在此之前颁给质子的发现者就很完美；而且李谕愿意给钱正好，信中的措辞是“拆借”，以后要还的，反正基金会将来缓过劲来就不缺钱，有人愿意临时解困他们乐意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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