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北宋的吏治，确实是有些离谱。
其实在地方上管事的，多半都是吏，甚至许多决策上面，吏还具有决定权，官员天天都知道吃喝玩乐，那张斐的大舅哥许凌霄也属于这部分官员。
许凌霄就好诗词文章，处理公务并不擅长，是远不如许芷倩。
在这个制度下，的确不太可能出现节度使之类的官员。
其实这也没啥不好的，谁管不是管，在许多细节上，吏比官员靠谱的多，但是关键就在于，吏是没有俸禄的，他们只能拿到一些补贴，当然，官员自己聘请的吏，就自己发钱，那就得看官员的财力，跟着韩琦混，那必然是吃香的喝辣的。
这两点结合在一起，问题就大条了。
这一方面有权，但另一方面又没钱。
结果不言而喻。
百姓找官府干点什么事，那不得塞点钱。
导致一般情况下，百姓也不愿意去官衙求助。
这一点要不改的话，就是再好的法令，也没有任何意义。
但余达说得也很对，那些吏也没有办法，不捞钱，怎么去维持生计。
对此朝廷心里其实也有数，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说一，这时期的北宋官员贪污的确实比较少，但是污吏却是多不胜数，远胜于唐朝。
在历史上王安石颁布募役法时，中间还藏有一条不太起眼法令，就是“仓法”。
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将吏纳入国家俸禄体系。
然后，王安石才开始整顿吏治的。
王安石虽然不及司马光谨慎，但也仅限于细节，在关键问题上，王安石考虑的非常清楚，要整顿吏治，就先得给人家发工资。
不给俸禄，又要整治污吏，那纯属是在耍流氓，人家也不会干啊。
但是由于警察的出现，导致王安石并没有急于推出仓法，而是希望利用警察的整个系统，来推行仓法。
警察取得空前的成功，是深入人心。
将吏划入警察系统，能够很快的得到百姓的认同。
相比起王安石、司马光他们，张斐心中非常缺乏那种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胸怀，他本就是一个实习律师，奔得就是小康生活，压根就不具备这种胸怀。
虽然来到北宋之后，这种思想开始在心里萌芽，但跟现在的文人还是没得比。
可话说回来，他的职业精神也是王安石、司马光所不具备的。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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