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至末年尚有臣子进言：“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建议“参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也就说说，有元一朝，“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 无疑，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而朱元璋是个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人，建立大明后，认为元失中原的重要原因，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作弊政而予以彻底改造。应该说，明代朝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
元朝朝会的特点，与其游牧民族“行国”、“行殿”的立国传统密切相关。朱元璋虽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创立的朝会，与汉、唐等汉族王朝的朝会相比，显得要繁琐了许多， “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如此一来，皇帝要在朝会上所理之事异常繁碎，《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 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
好在这多限于早朝，相对于午朝，繁琐程度大大降低了不少，不但地点不固定，就是上朝的人员，也是流动性极大，与其是说朝会，不如说是君臣相约一起谈些国事的聚会。
杨峥选择午朝的地点是御书房，参加朝会之人，也不过是数十人而已，除了当事人外，还特意命人请来了杨士奇。
随着午后的钟声敲响，杨峥在陈芜的指点下，开始步入了御书房，端坐在太师椅之上，接受群臣朝拜。
一番参拜后，工部尚书，杨士奇、户部侍郎陈山、还有几个户部同僚都安然坐在了左侧的长椅上，而右侧除了一个工部尚书负有修建大报恩寺职责之外，与郑和，王景弘、郑恩来端坐在右侧外，倒也没有其他文人坐了过去，俨然是两级分化。
杨峥看着好笑，却是不动神色的看着今早送来的奏章，奏章的内容差不多，一致支持陈山稽查大报恩寺五十万两亏空一事，杨峥只是轻轻扫了书桌上千遍一律的奏折，便让人撤开了。
几个户部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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