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心头虽欢喜，但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机会错过一次少一次，下一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碰上，他可马虎不得，皇帝的事情说大也不大，这些时日他来往内阁，倒也听了几个阁臣在他不注意的时候说起过苏州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说到底还是洪武爷用典过猛，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里，大约有十五万贪官人头落地，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重典治吏”短期有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威慑作用逐渐削弱，既得利益阶层不断增多，最后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所哀叹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出现“天下繁剧难治之郡”有九，这九个州是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吉安、开封、温州、琼州。在这些州中，又数苏州更甚，赋税繁重，官员冗多而**，百姓不堪负担。苏州地处要冲，周边驻军很多，驻军的扰民问题也很严重，甚至公开在长江、太湖中抢劫商船，杀人越货。此外，民风奢靡，重享乐、工巧取，妓院赌场遍布大市小镇，地痞恶少结帮团伙，横行城乡，社会风气与治安状况十分恶劣，在这种风气下，苏州就造成了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增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的局面，而想要扭转这种局面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一声竟不敢开口。
朱瞻基倒也不急，身为皇帝眼光自不一般，这奏折的问题，他其实早已看明白，之所以想让王振谈谈看法，不过是想心头的那点主意还不确定而已，想多一个人说说，或许能有些好的建议而已。
约莫过了两盏茶的功夫，王振才吸了一口气，对着朱瞻基行了一礼，朗声道：“洪武初，tai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赋税看似重些，但那是洪武爷鉴于我大明社稷未稳，百废待举，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财政急需该地区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等措施扶植生产，又通过临时性的蠲免、降低官田科则、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说起来，这些号令对苏松一带大大有利，洪武四年，朝廷曾下诏“免江西田租”，其诏曰：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皆以中国精锐，屯守边要，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黎庶，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事宜得已。念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据，狼驱蚕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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