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奇就更放心了。叙谈之中，杨稷谎称自己是为了乡里乡亲讨公道，阻止地方官吏的横行不法，才得罪了他们，遭到诬陷；又说还有人是出于忌恨父亲功名太盛，权势太大，便借故诽谤自己来损害父亲的名声。杨稷巧言令色，一番作秀，杨士奇竟信以为真，还以为儿子受了天大的冤屈。
杨士奇返回京城后，从此便不信其子会有恶行，听到有阿附奉承者夸赞其子的“善”就非常高兴，这样一来，谁还敢对他据实相告？于是“子之恶不复闻矣”，他再也听不到有关他儿子的真实情况了。作为内阁首辅，杨士奇一向贤能廉明，处事待人心如明镜，为什么轮到对自己的儿子就看不清了呢？显然，他是为“溺爱”所蔽，才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出了重大失误。因为溺爱，必然护短，而护短则无异于纵容，如此天平倾斜，又怎么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古穰杂录》上说杨士奇“泥爱其子”，这“泥爱”一词用得极精警，不正表明他爱得一塌糊涂吗？亲子之爱人之常情，但一旦超过道德法律底线，陷入“泥爱”的泥潭，爱到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的程度，再明智的人也会变得昏聩糊涂，杨士奇成为一位糊涂父亲，正是“溺”令智昏的结果。
后来，杨稷变本加厉，害了人命数十，民愤极大，朝廷不得不将其逮捕法办。直到杨稷被关入京城大牢，杨士奇才知儿子的确作恶多端，罪不容诛。此时杨士奇已经77岁，风烛残年，如梦方醒，悔恨交加，羞愧难当，可惜为时已晚矣。朝廷见杨士奇病得不能起床，不忍心给他以大的刺激，便来了个“法外开恩”，决定在杨士奇病死后再处决杨稷。一年之后杨士奇一死，杨稷就被绑赴法场，处以斩刑。可以说，杨稷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对杨稷的溺爱和放纵，误子又误己，不能不说是杨士奇一生中最为失败的事。
对今天的为官者而言，不是自己奉公守法、洁身自好就行了，还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亲属，管好自己的身边人。要知其短，制其短，律之严；不要护其短，纵其短，失之宽。就这一点来看，杨士奇晚年的悲剧堪为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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