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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